近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既然主要是适应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的需要，在这些地区原来存在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就和汉族地区的商业资本一样，必不可免地带有殖民地性和封建性。
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殖民地性也主要表现在，一些商号不仅经销洋货，为帝国主义提供原料及各种土特产品，而且，很多大商号同帝国主义的洋行直接挂钩，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云南以下关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商业资本就很典型。光绪初年，这里各个商帮只有腾冲帮主要经营滇缅贸易，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商品倾销和对原料掠夺的增多，经营进出口贸易愈来愈有利可图，鹤庆、喜洲、四川等商帮也先后都以“跑缅甸、走印度”为主要业务。
各个商帮在接受英国汇丰银行及其控制的印度“启基”的贷款后，更形成了同帝国主义经济势力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中，青海马家*阀经营的德兴海商号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收购羊毛、皮张、金砂、药材等物资出省，又在天津等城市采办英日帝国主义的棉、丝、毛织品、百货、*火武器运回青海，它在加尔各答也设有代理处。西藏上层大农奴主经营的几十家批发商号，与印度的喜马仑公司、大达公司直接挂钩。湘西所里土家族苗族地区的余顺祥、吴伟记、肖恒生等，都是武汉、上海等地洋行的分销处或经理处等等。
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封建性也主要表现在，商业资本家大多从事封建剥削，兼放高利贷，有的甚至主要从事封建剥削，商业只是其副业；他们经营商业所得的利润，往往也用来购买土地，扩大封建经济；对于商业经营的方式，也经常是前资本主义的。云南下关白族地区各大商帮的资本家，就都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喜洲帮的永昌祥严家，清代只有十几亩土地，随着所经营的商业的发展，不断购置土地，至解放前夕已占有土地八、九百亩（说有三千亩）。
锡庆祥董家为买田还专门成立了“买田小组”，最后也集中了大量土地。许多资本家都放棉纱高利贷，月利10%左右。有的资本家还到农村放高利贷，利率正常年景为年利50~%,灾荒年景高达~%.喜洲帮的复春和向藏族人民收购麝香时，往往先以好酒好肉招待，待其烂醉时再以二十多两一斤的大秤购进，然后把一个麝香掺假做成几个售卖。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中，贵州威宁县的聂姓、朱姓八大资本家，就是当地的八家大地主。
青海马家*阀经营的德兴海商号兼放高利贷，年利率为%左右，有时高达~%。年前后，马步芳仅在甘肃河州（今临夏市）郊外，就霸占田地一万多亩。甘南的西道堂，青海的歇家，康定的锅庄等，封建性都非常浓厚，有的拥有武装，甚至私设公堂和刑具，俨如封建官寨。锅庄的组织者，都是康定的大小土司。在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中，商人与各族人民之间的交换，经常都是不等价的。在蒙古族地区，商人常常以一匹棉布换一匹马，以两、三块砖茶或一把木梳换一只绵羊。
新疆天津帮商人春天放给牧民一丈三尺布料，秋天要牧民还三齿绵羊一只；放一块砖茶秋天要收当年牛一头；放给全套马鞍、马镫等物，秋还马一匹。年前后，商人在广西罗城苗山以盐一斤（值三角钱）易香菇一斤四两（值四至五角钱），在贵州永从苗山以花针十只易兽皮一张，价值相差百倍。临近解放时，甘孜地区牧民一百斤羊毛才能换边茶三包，青海才能换砖茶一块。甘肃裕固族地区牧民一只母山羊只能换七个粗瓷碗，两只羯羊才能换一条绸腰带，一只好母羊才能换三升小米，六十斤大*只能换一斗小米，一百二十斤蘑菇才能换五斤重的茯茶一块。商人甚至造假账勒索牧民。
除了和汉族地区商业资本一样的殖民地性和封建性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还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商人大多从事鸦片贸易，普遍以贩卖鸦片为经常业务和发财致富的手段。云南下关六、七百家商店中，专营和主要经营鸦片的就有二百余家。喜洲帮永昌祥自至年的二十一年间，仅昆明、叙府（今宜宾）两庄的盈利即近三百万元，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至一半来自鸦片贸易。鹤庆帮的福春恒除了在本省收购鸦片外，每年还从缅甸腊戌进口三百万两左右运销各地。
其它少数民族地区中，心云南地方势力控制的省财*厅属下的“特种货物统运处”，打着禁烟的旗号，在滇东北、黔西北及凉山等地低价收购鸦片，运至香港、上海等地出售。抗日战争前数年，平均每年出售二百余万两。贵州省在至年鸦片生产和鸦片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每年仅通过清水江运往两湖的烟土，就有四万担左右。黔东南特别是清水江两岸城镇中的商业资本，差不多都是随着鸦片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新疆的天津帮商人在清末、民国初年禁种鸦片时期，每年从印度、甘肃运鸦片去销售，以后新疆放开生产了，又从新疆运鸦片到绥远去卖。
其次，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资本中许多资本家，或与地方官僚紧密勾结，或则亦官亦商，甚至主要是官，次要是商，他们营业的发展，与特权的保障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汉族地区除了北洋*阀及以后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外，在一般商人资本中是不多见的。如下关喜洲帮永昌祥的创办人严子珍在清代捐有五品同知衔，与丽江知府吴昌祀、翰林顾视高交好，辛亥革命后，自己又出任下关兼弥度厘金局局长及大理府税局局长，因此，他运销商品和走私鸦片在滇西畅行无阻。
鹤庆帮庆正裕的经理周子正，兼任云南省财*厅特种货物统运处处长。他利用职权，以禁烟为名，不仅为云南地方势力及下关白族地区商业资本的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与永昌祥、茂恒一起公开组织永茂公商号，为特种货物统运处包销运往四川的鸦片。
贵州省的大羁片商也勾结*阀，他们运送烟土出境，经常由*阀的”护“滞队护送。至于云南的地方势力，背海的马家*阀，两藏的上层农奴主，康定的锅庄等，他们的封建统治者身份更是清楚的，选们经营的商业即使以私营面目出现，也是官商。云南地方势力贩运鸦片，就由武装部队押送，所以万无一失。青海马家*阀经营的羊毛，就一部分是以草头税折实物的方式征收来的，一部分是以独占的方式压价收购来的，出口时以*用车辆及骆驼运送，在青海境内免除一切捐税。因此，运到天津以后，无论市价怎样低落，仍然有钱可赚。
最后，正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资本中许多资本家既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又与封建官僚紧密勾结，或由封建统治者直接经营商业，所以，带有很强的垄断性。云南下关白族地区还在光绪年间，各个商帮就逐步垄断了棉花、棉纱、棉布市场。抗日战争期间，迤西三大商帮进而垄断了整个滇西的进出口贸易。滇东北、黔西北以及凉山彝族地区，云南地方势力垄断了整个这一带的工商业。
贵州威宁的聂姓、朱姓等八家大地主兼资本家，垄断了全县的食盐、布匹、百货和土特产品的经营。西藏上层农奴主设在拉萨的几十家批发商号，也垄断了西藏的进出口贸易。甘南的西道堂，青海的马家*阀，康定的锅庄等，都是当地商业或全部工商业的垄断者。广西龙州设立的八角“保卫局”，也垄断了当地八角和茴油的出口贸易。
这些特点的存在，不能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殖民地性与封建性突出起来，大大超过汉族地区商业的殖民地性与封建性。少数民族地区商业对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和汉族地区的商业资本一样，具有两重性质。
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发展，一方面，对于活跃当地经济，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和自然经济的分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这种作用也主要是在帮助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和提供原料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也存在殖民地性和封建性，而且更为突出，所以，又必不可免地带来一些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商人不仅以其资金和利润的投向抑制了工业资本的发展，而且因为商业资本过分突出发展，也妨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显然，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资本，正是这样“占优势”的、“独立发展”的商人资本。这种优势地位和独立发展，使得他们能够操纵市场，控制金融，就等于掌握了摆布手工业者和工业资本命运的权力。
辛亥革命前后，下关市场50-70%的花、纱、布被洪盛祥、茂恒、福春恒、永昌祥等十多家商号操纵；鹤庆市场90%的纱、布都掌握在鹤庆商帮手中，商业资本家通过纱、布价格的涨落，就控制了织布手工业者。由于茶叶的销售被各大商帮控制，一些小茶厂也必须听命于商业资本家（较大的茶厂都由大商号自己开办）。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商人较普遍从事的鸦片贸易，给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