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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王安石打赢了西夏党项臣唐西夏侵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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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曾赐姓给*项的首领,让他姓赵,赐名保吉。这位首领叫李继迁,拒不接受姓赵,一定要姓李。西夏人更喜欢姓李,不喜欢姓赵。

但是,李,原本也不是他的姓。*项人原本是鲜卑拓跋氏。李姓是唐的皇帝赐给他们的姓。

西夏王陵遗址,宁夏

第一次赐姓,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项人因在青藏高原上无法立足,于是入西北,请奏于太宗皇帝。太宗皇帝自然是来者不拒,满口答应,赐其部族首领拓跋赤辞为李姓,同时“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后来*巢入长安,满城尽带*金甲,唐皇帝四处奔波,各亲厚*队,纷纷前来勤王,*项人英勇作战,以至于首领战死,唐僖宗再次赐姓李。

到了宋太宗赐姓,已经是公元年。虽然时隔百年,但很有趣的是,*项人依然是向太宗皇帝递降表,只不过不是唐太宗了,而是宋太宗。大宋官家也很大度,给了一个国姓。

可惜,李继迁不领情。他很快逃出了大宋的都城,远赴西北,不久就建立了一个叫夏的*权。到宋真宗朝,李继迁已有夏、绥、银、宥(陕西靖边)、静(陕西米脂)。这是宋朝廷割让给他的。

他当然不满足,顺势攻陷宋廷重镇灵州(宁夏银川),后取凉州(今甘肃武威)。

凉州是天下要冲,自隋唐时就是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其实汉代就很重要,《三国演义》中经常争夺的雍州,其实就是凉州。此地为汉羌边界,民风剽悍,悍不畏死。尤其骑兵精壮,横行天下,史书上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

这地方被李继迁占据,宋、夏之间的交通要道,商旅重塞,完全被隔断。当然,那赵姓嘛,他早都不要了。

(按:当时*项人无国号,此处为方便起见,借用国号。)

宋朝廷当然坐不住了。最先尝试各种安抚的外交手段,宋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李继迁除了赏赐,其他的一概不要。

这种外交手段实际上是颇为软弱的,但用兵也非上策。

宋失策的地方在于其他外交没搞好。当时的辽国非常强大。宋与辽,本来就战战和和。宋真宗澶渊之盟后,宋完全拿辽没办法。李继迁却是个外交天才,他先依附于辽国,娶辽圣宗随意封了的一个义成公主为妻,并赐马三千匹。李继迁自然借着这股势力,东征西战,兼并部落。公元年十二月,辽进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按:见《西夏书事·卷四》)

辽的目的很明显,实际上是想把李继迁放在火上烤,给一个虚名,让他与大宋内耗,辽坐收渔翁之利。

李继迁在最为难之时,便向宋求和,宋允许。而辽很快就会敲打他,他又立即归附辽。

到了公元年,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继位,直接给宋朝廷上书,自称大夏皇帝,请求册封。

于是,当时中国的版图上,三国并立。辽、宋、夏。

这在大宋皇帝看来,是僭越,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宋仁宗赵祯做了个很冲动的决定。宣布升级到战争状态,悬赏李元昊,凡取李元昊项上人头者,可代而取之。

这是直接省略了外交手段,要采取*事措施了。

西夏地图(古今地名对比)

01*事外交的失败,让宋的“文外交”毫无力量

李元昊不是好惹的。公开断绝了西夏同宋朝的使节往来,向宋朝送去“嫚书”,在“嫚书”中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腐败无能。他也不等宋的*队打来,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

从年到年,两年之间,李元昊主动攻击宋多次,大战役三次。年李元昊进攻延州(陕西延安),宋*败绩。结果只好撤销延州知州的官儿了事。同年四月,李元昊进攻六盘山。

这时候,宋派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来西北领兵,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韩琦。

两个都是文人。范仲淹的词说“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又说“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白发征夫泪。”

人以为说得豪气,其实宋*特苦。范仲淹对李元昊的进攻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口头警告上。李元昊不为所动,带兵10万,直入好水川,把韩琦一万零三百人打得全*覆没。

接着在渭州(今甘肃平凉),李元昊两*又在镇戎(今宁夏固原)大战,宋*全败。

北宋与西夏的*事外交上,全盘失利,连战连败。虽然宋人说“*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但这都是宣传,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

实际上胆寒破胆的恰好是宋。

其实宋的主要失败在于完全没有认真准备。外交上用文臣,*事上还是文臣。又不愿通过外交手段与辽联合而瓦解西夏与辽的联盟。

李元昊恰好相反。李元昊是在内部统一之后,才开始外攻,最终控制了宁夏北部、甘肃小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对宋作战前,李元昊做了详细的调查,先稳住辽,这才明目张胆的喊打。而且,他也不惧怕辽。当时李元昊对宋、辽的大战,有五场。五场战役打下来,宋辽哑然。前四场,李元昊主动,宋*西北精锐被歼灭了好几万。最后一场,辽兴宗御驾亲征,十万大*压境,李元昊竟然打得辽兴宗无还手之地。

战争结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02宋与西夏买卖外交,让外交形同虚设

年,宋正式承认西夏的独立。并且每年向西夏缴纳绸缎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两万斤。

宋得到的是西夏向宋称臣。并要求其上表请求恢复“赵元昊”赐名。

李元昊毫不在乎,照单全收,嘴上称臣。但改姓的事情,宋的大臣不同意了,大家认为此人已是叛匪,不宜再称国姓,于是做了一个折中,赐名“李元昊”,还是姓李——他一度也不想姓李,内部常用自己的姓(嵬名)。

这种外交,是继*事失败之后的再次失败。大体原因有这么几个。

第一,宋在外交上只讲虚名,爱面子,不抓实质。

明明给人家交钱,但宋朝非得成为“赏赐”,明明李元昊与皇帝没区别,但绝不承认李元昊是皇帝。宁愿用钱买这个虚名。

这种买卖外交,宋和西夏做了三十六年。三十六年之间,看似和平,实则很不稳定。

第二,*事问题很大。宋的*队从兵器到*容到领导,疲软不堪。

外交想要强大,*事实力是前提条件。唐太宗李世民为什么有底气做“天可汗”?*项人来要个立足的地方,他很快就同意了。甚至,在唐太宗时期,任何国家、民族,只要来唐,李世民全都赏赐,并给予安置。这跟唐的*事实力是分不开的。*项人从开始出现在史书中开始,就到处称臣,臣服于中原帝国。

但唯独到了宋,反过来就是不认。

第三,外交*策完全形同虚设。

宋的外交,是虚有其表的。带兵在西北连战连败的韩琦,号称“*中有一韩”,但实际上在国家外交和*事上都是外行。他的*事态度本来就是沿袭宋重文轻武的传统。当时在西北,狄青战功赫赫,但是狄青的一个部下犯错了,韩琦要砍,狄青去求情,但进不了帐篷。韩琦说,这种东西也算人?就给砍了,狄青连大气都不敢出。

在外交*策上,韩琦完全不讲外交是否对国家有利益,只讲对自己有没有利益。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辽国提议重新划分太行山以西代州一带的边界。韩琦给宋神宗上了一个奏折,其中说了七件事情,全是卑躬屈膝,认为是宋的举动惹怒了辽国,才至于此。比如,因宋与高丽修复关系,通商,这惹怒了辽国;*河以北的防线太密集;王安石的保甲法,寓兵于农等等,都刺激到了辽国。

他的对应办法是:请陛下养民爱力,选贤与能,疏远奸邪之徒,进用忠;良之臣,辽国自然会慕德化而安然。

这完全就是派别斗争,别有用心,根本不把国家外交当回事儿。

综上几点,宋与西夏对抗,胜算太少。

03唯一的胜利,来自于王安石变法对于*事的改革

宋对西夏真正的一次胜利,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王安石主要是对*队进行了改革,任用武将。

宋的传统一向是重文轻武,用兵的方法非常奇特。即便是在王安石胜利之后,也很快重蹈覆辙。比如公元年,宋神宗不再对西夏“赏赐”,准备以全国之力,吞并西夏。当时分五路进*,40万大*,要会师灵武。但统帅却是个宦官,他在形势不错时,决定折道天都山(今宁夏中卫境内),焚烧了西夏的南牟内殿和所有馆库,迫使西夏统*星多哩鼎退守葫芦河流域,然后班师回到了兰州。

而此时高遵裕、刘昌祚围困灵州城十八天却仍旧不能破城,早已粮饷不继,又值天降大雪,兵卒饥寒交迫,斗志渐渐衰颓,进退维艰。

与大宋交战的西夏统帅是个女人——西夏梁太后——令决开*河七级灌渠,淹灭高遵裕围城大*。

史称“灵州战役”。除李宪所部之外,其他各路大*均困于灵州,因粮草断绝,先后惨遭溃败,宋共计损失近四十万人。

(按: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李宪传》)

央视纪录片中的梁太后,西夏后期的实际统治者,亲自带兵与宋*作战

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宋主将乏谋,不谙*事,五路大*不相统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

这种*队弊病,贯穿两宋。

而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任用王韶,做洮河安抚使,从年到年,收复失地达20万平方公里,熙州、河州、河湟全都收复。(甘肃临洮、临夏,青海东北部)。

这是宋神宗后来准备与西夏决战的底气。因为这一战略切断了西夏右翼。

王安石所用的办法也很简单,从根本上解决*队问题。宋原本的*队主力,是一部分集中在京师,一部分在边疆,轮流更调,互不统属,这叫兵无常帅,将无常兵。——更戍法!

这种办法,防止叛变也许有效,但除此而外一无用处。而且*饷开支超大。王安石废止了更戍法,国防*力不许论调,而分布在主要边界,比如西北,然后派专门的将领训练,战时直接作战。

王安石也更新了武器。同时建立了“保甲法”。保甲法主要是让边塞之民有作战能力。

但这些在王安石罢相后,全部废除了。

取而代之的,还是老办法。这才导致灵州战役的完全失败。

04唐的外交*策是开放、吸纳,宋的外交*策是收缩、摒弃

宋不仅仅是对西夏不在意,对辽也是如此,至少在外交上,他们的心思就是,你别来惹我就万事大吉。

唐可不一样。唐的外交态度是”华夷一家”。

从秦汉到隋唐,中原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快速发展。尤其是长城以北和东北的胡人,比如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等。百年的朝代更迭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斗从未有停歇的时候,这也就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敌视情绪一直存在。

贞观三年,东突厥被唐破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该如何平衡,就成了唐太宗和一众大臣之间商议之事。朝中大臣对突厥的态度,分为两派,一派是弃,一派是受。

1)魏征派的离弃

以魏征为首的朝臣坚决反对接受突厥,魏征谏言道:突厥世为寇盗,与中国寻仇不已,今幸得破亡,陛下因他降附,不忍尽诛,自宜纵归故土,断不可留居中国,从来戎狄无信,人面兽心,弱即请服,强即叛乱。今降众不下十万,数年以后,蕃息倍多,必为心腹大患。

在魏征派看来,戎狄人既无诚信可言,又野蛮不可教化,不如放他们返回故土,自生自灭。

2)温彦博派的接受

温彦博对突厥的分析主要有三句话:一是认为不要赶尽杀绝,留条路走。

——“今突厥破除,余落归附。”

二是可以用文化同化他们。

——“突厥余*,以命归我,收居内地,教以礼法,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

三是和平对待,平等相处。

——“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

唐太宗选择了第二种。

昭告天下: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华夷平等观,在当时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将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归为”同类而非异类,可以说,李世民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同等对待的皇帝。

稳定边疆的从来不是战争,而是精明的外交*策。从唐太宗攻打突厥之前的外交*策就可以看出,唐太宗打突厥之前,采取的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他派张公瑾前往代州并出任代州都督。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张公瑾,在毗邻东突厥的战略要地之上,一边重整*备另一边则广撒情报网,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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