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张践：中国古代“*主教从”“*主教辅”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北京4月25日电题：中国古代“*主教从”“*主教辅”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作者张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
中国古代*教关系的历史特点，一般称之为“*主教从”“*主教辅”，这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神权*治”“国教统治”或“*教分离”不完全一样。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解析*教关系特点的成因。
世界文明史五千年，产生了几千种宗教，相应也形成多种*教关系，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宗教作用于各国*治的不同层次。从*教关系研究的角度着眼，我们把*治体系分成三个层次，即*治权力、*治意识形态和*治文化。*治权力是*治体系的核心要素，谁控制了*治权力谁就对国家*治起主导性作用。*治文化的形成不仅是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更是一个国家长期的历史文化及现实社会经济*治状况共同影响形成的，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乾隆款铜镀金嵌松石佛塔”。中新社记者侯宇摄
一旦宗教与*治权力相结合，就形成了*教关系结合的最深的形态——神权*治。其基本特点是宗教领袖与王权的结合，或者宗教领袖为王，或者王者兼任宗教领袖，宗教就是国家的意识形态，主导人民的*治文化。在这样的国家或地区，宗教是唯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主宰其他一切形式的文化，应当说基本是“教主*从”。
*教关系的第二种形式是“国教统治”，主要指欧洲的中世纪。这时候*教权力与宗教组织已经分离，但由于当时基督教是欧洲各国共同的信仰，各国君主想要获得*治合法性，必须请教皇或主教为其实行涂油加冕礼。这个时期欧洲各国都把基督教作为国家宗教，所以人们也把这种*教关系称为“国教统治”，基督教成为社会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宗教法庭成为最高的法律机构。
第三种形式则是“*教分离”的西方*治，近代首先在中世纪*教冲突最激烈、最黑暗的欧洲国家出现。其表现形式是：*治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建立在人民主权论的基础上，管理者的权力来自被管理者的同意，并要受到被管理者的监督。宗教与公共权力相脱离，成为纯粹的私人事务，主要解决民众的精神信仰问题。在*治文化领域，“犹太-基督宗教”思想仍是西方现代国家*治合法性的深层文化基因。不能将“*教分离”理解成宗教不再发挥任何作用，而是说宗教不能直接进入*治权力，宗教的作用进入了社会最底层的*治文化领域。
世界上绝大多数中世纪国家，都是以某种宗教作为自己的*治意识形态，中国是少数例外之一。
中国古代从“轴心时代”开始，传统宗教就被边缘化了。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继承了周公“以德配天”的传统。他虽然没有否定“天命”的存在，但是重视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儒家学说的重点已经完全转到了人世的方面。就孔子的*治哲学而言，他提出了“为*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义”，以便与法家的“法治主义”相抗衡。汉武帝时代，大儒董仲舒用阴阳家学说作为中介，将法家、道家、墨家的*治思想都融合到儒家的体系内，建立了“德主刑辅”“春秋大一统”的儒家*治学体系，并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帝制社会*治意识形态的建构。
年9月，吉林省长春市文庙举行纪念孔子诞辰周年仿古祭祀活动。中新社记者张瑶摄
儒家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建构自己的*治学说，必然也要遇到*教关系问题，孔子的一些论述，奠定了儒家宗教观的基础。“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对彼岸世界持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是孔子又非常重视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因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宗教是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所以孔子提出“务民之义，敬*神而远之”，对传统宗教进行一种理解性继承。战国后的儒家学者，根据孔子的宗教观，对三代以来的古代宗教进行了人文化的诠释，并提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治主张，将宗教看成推行*治教化的“工具”。在儒家学者的改造下，三代*教合一的古代宗教，变成了秦汉之后的“礼教”，其中包含“祭天”“祭祖”“祭社稷”等国家祭祀活动，成为“君权神授”的神学符号。但当时的传统宗教只有观念和礼仪，没有宗教组织，所以无人与*治权力分庭抗礼，只是一种依附于儒家思想体系的*治文化。
汉代以后从外国传来的和本土自生的各种宗教，既不能与*治权力相结合，也不能成为国家的*治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各种宗教在中国，只能处于*治上的附属地位，在*治文化层面发挥辅助*治的作用。正如东晋佛教高僧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当然也有一些宗教发挥了反对现行*权的作用，成为反抗者的精神武装，无一例外都会遭到现*权的无情打击。
始建于东晋的千年古刹“灵岩寺”。中新社记者张道正摄
中国古代社会宗教辅助*治典型之例，就是对“三纲五常”(三纲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通常指仁、义、礼、智、信)的认同与宣扬。“三纲”是社会*治运行原则，“五常”是社会的基本伦理。任何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必须就此表明态度。认同“三纲”就是外来宗教的*治认同，认同“五常”就是外来宗教的文化、伦理认同。
例如佛教初传中国，东吴月支国居士支谦译《佛说阿弥陀经》卷下说：“教戒开导悉奉行之，则君率化为善，教令臣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教其妇。室家内外亲属朋友，转相教语作善为道。”虽然佛教教化民众的方法与儒家有异，但在教化的过程中，也是君教臣、父教子、兄教弟，夫教妇，与“三纲”规定的主从顺序完全相符。宋代高僧契嵩，用佛教的“五戒”诠释儒家的“五常”，用宗教神学辅助论证“纲常伦理”。
为了论证伊斯兰教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明代回儒王岱舆提出“二元忠诚”论。他说：“人生在世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顺君”“顺亲”，即表示对“三纲”的认同。他还用伊斯兰教的“五功”(念、礼、斋、课、朝)来诠释儒家的“五常”：认为念经不忘主则是仁心，施真主之赐于穷人为义，拜真主与拜君亲为礼，戒自性为智，朝觐而能守约为信。对中华文化的全面认同，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相互适应了。
临夏拱北。“拱北”是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的称谓，为阿拉伯语音译。中新社发受访者供图
明末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原，也是打着“援儒”“补儒”的旗号，以辅助*治的面貌出现。利玛窦作《天主实义》一书向中国的士大夫介绍天主教，在相当于全书导言的“天主实义引”中开宗明义指出：“平治庸理，惟竟于一，故贤圣劝人以忠。忠也者，无二之谓也。五伦甲乎君，君臣为三纲之首。夫正义之士，此明此行。”利玛窦对中国的社会、文化、经典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中国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三纲五常”，而“君为臣纲”又是纲常伦理的核心。正是由于利玛窦对天主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因此获得很多士大夫，甚至是皇帝的支持。以致徐光启在读了《天主实义》以后，竟然没有发现基督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他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中国古代宗教治理的最终成果，是形成了*治主导，宗教积极辅助的*教关系模式，其历史的经验可以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借鉴。(完)
作者简介：
张践，男，汉族，年3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中央统战部特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客座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长期从事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独立完成或合著：《中国宗教通史》(上下卷)《中国古代*教关系史》《宗教·*治·民族》《民族宗教的社会理论考察》《中国历代民族宗教*策》《中西*教关系史比较研究》《儒学与中国宗教》《世界中世纪宗教史》等20余本，发表了《儒教与中国*治》《儒家宗教观的形成及其历史影响》《民族宗教*策与国家统一》等论文多篇。
